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范围内的肝癌大国。每年全球新发的肝癌患者中，中国约占57%。而全球因肝癌而死亡患者中，有45%~50%来自中国。中国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列我国所有恶性肿瘤的第5位和第2位。
肝癌是一类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恶性肿瘤。在欧美国家，肝癌主要是由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代谢性肝病等因素引起。在我国，肝癌的主要病因则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酒精和黄曲霉等生物因素也是常见的致病原因。此外，我国肝癌的筛查手段落后，普及率低。导致我国肝癌患者有着发病年龄小、乙肝病毒感染者居多及分期晚等特点。
因此，原发性肝癌的抗病毒治疗及晚期肝癌的系统化疗在我国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未来，随着多学科治疗、免疫治疗等一些新概念的融入，越来越多的治疗方案将不断涌现。新时期下的肝癌治疗需要做好对基础肝病和肝脏肿瘤的充分评估，采取多学科合作、多种方法综合的规范化治疗。
遵循指南用药 规范化全程管理
一项随访11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HBV DNA浓度驱动基因，靶向治疗是基于特定的驱动基因突变而采取的个体化治疗，属精准治疗范畴。肝癌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驱动基因，国外研究证实，EGFR、BRAF、PIK3CA、KRAS等其他瘤种常见的基因突变较少见于肝癌。这或许是上述临床试验失败的原因。
经典抑癌基因P53突变及CTNNB1突变存在于半数以上的肝癌患者。JAK/STAT通路也在肝癌细胞的增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国外相关靶向药物的Ⅰ/Ⅱ临床研究已经开展，目前呈现出让人鼓舞的结果。此外，MET 是肝细胞生长因子的受体，二者结合后可激活Ras、PI3K等多条通路，诱导肿瘤生长。一项有关小分子CMET抑制剂Tivantinib的Ⅲ期研究结果令人振奋，在MET高表达的人群中，Tivantinib相比对照组可获得7.2个月的生存获益。同时，最新研究发现MAPK通路的激活可能会导致索拉非尼的耐药，MEK抑制剂与索拉非尼的联合使用可作为未来的尝试方向。
近年来研究火热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L1、PD-1、CTLA-4抑制剂可介导大量T细胞激活，有望用于肝癌治疗。但我国是肝炎大国，由于免疫系统过度激活而导致的重症肝炎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警惕。
肝癌的靶向治疗研究任重而道远，随着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联系的不断紧密，现代的临床试验已经逐渐由传统循证医学逐一论证的研究思路，转变为由基础到临床转化的按图索骥的新型研究模式。期待今后的临床研究能够早日打破肝癌靶向治疗的瓶颈，为患者带来更大的生存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