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肯特·布兰特利(Kent Brantly)医生醒来时发烧了。他立即将自己隔离了起来。三天后，化验证实了他噩梦般的猜测。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33岁的布兰特利给一名友人发了封电子邮件，说自己“感到恐惧”，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病毒有多可怕。在之前的好几周时间里，他一直在西非救治感染了该病毒的患者，看着他们呕吐和内出血，有时还会内外出血，然后慢慢虚弱，走向死亡。
一些人怪罪布兰特利和另一名被感染的美国传教士南希·赖特博尔(Nancy Writebol)自作自受，甚至反对让他们回亚特兰大，在艾默里大学医院(Emory University Hospital)接受治疗。比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称，不应将布兰特利和赖特博尔接回美国，因为这其中涉及多重风险。
“去远方伸出援手的人很伟大，但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特朗普在Twitter上说。
但相反，这次的埃博拉病毒爆发突显出了我们应对全球卫生问题不仅符合人道主义利益，也符合国家利益。布兰特利和赖特博尔是这场行动中的道德领袖，彰显了尽早应对全球性传染病的实际必要性。他们值得我们感激和赞扬，因为在利比里亚，他们既在保护利比里亚人，也在保护我们。
人类的思维对来自(Al Qaeda)的这类威胁非常敏感。但我们不太能意识到公共卫生威胁，哪怕那会夺走更多人的生命。比如，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CDC）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仍有约1.5万艾滋病患者死亡。最好从源头应对传染病，而不是任其蔓延。
“如果不努力把它控制在那里，我们便会在其他某个地方与其斗争，”教救援团体撒玛利亚救援会(Samaritan’s Purse)的肯·伊萨克(Ken Isaacs)写道。布兰特利就是为该组织工作的。
世界银行(World Bank)已承诺提供2亿美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以尝试控制此次埃博拉病毒爆发，但在早期，可能只需一小部分资金，就能控制住这次爆发了。
CDC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博士(Thomas Frieden)提到了美国在乌干达扶持的一个项目。该项目旨在培训卫生工作者诊断和控制埃博拉病毒，其效果显著。2011年，那里一名12岁的小姑娘因染上埃博拉病毒而去世，但没有其他人被感染。对埃博拉病毒而言，这种止步于一个病例的情况非常少见。
弗里登指出，如果西非有类似的项目，或许也同样能减少这次爆发导致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他接着说：“不管在哪里爆发，所有地方都会面临危险。”
不仅埃博拉病毒如此。弗里登回忆起曾在纽约照顾一名患有广泛耐药结核病的印度患者。当时，花了10万美元才将那个复杂的病例治愈。后来，在那名患者所在的村子里设立了一个项目，使得早期花10美元就能治愈这种病。
纽约的医院一直对埃博拉保持警惕，但诊断和隔离颇为复杂。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曾经便是这样一个疑似病例。
多年前，我还生活在日本。一次我从刚果回东京时，刚果正好爆发了埃博拉病毒。一周后的一天夜里，我开始发高烧。感觉像是疟疾，于是第二天，我打听了东京哪家医院治疗疟疾效果最好。
卫生当局听到“刚果”和“发烧”后，派来了一辆救护车和随行人员，将我紧急送往医院。那些人穿的衣服看上去像太空服一样。我的邻居被当时的场面吓了一跳。
但在医院，急诊室的夜班医生对热带疾病一无所知。他检查了一下我的情况，耸耸肩，让我回家。（第二天，我证实了这的确是疟疾。）
因此，不要把布兰特利和赖特博尔当做鲁莽的怪人，不知怎么地就染上了埃博拉病毒。要把他们当做领袖，他们奔走在一场帮助和保护美国人与非洲人的行动的前线。我们有时忘记了，卫生工作人员会面临重大风险——感染HIV、患上结核病、乃至感染埃博拉病毒。实际上，亚特兰大治疗布兰特利和赖特博尔的工作人员，是自愿承担起那份工作的，一些人还提出取消休假计划，以提供帮助。
让我们为他们，以及非洲和美洲尝试遏制疾病扩散的众多卫生工作人员喝彩，因为在这里，人道主义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为肯特·布兰特利感到难过是很自然的事情，”布兰特利之前在医学院的教授理查德·贡德曼(Richard Gunderman)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The Indianapolis Star)上写道。“但我怀疑肯特可能会正相反。他或许会为我们当中的部分人感到难过，至少是我们当中那些惊恐地对去地球的另一边，从事他那种工作的人摇头的人。船停在港口或许是最安全的，但那并不是它们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