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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iFans.net温馨提示：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在罗振玉大力帮助和引导下,对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
二重证据法是国学王国维的一大创造,其主要内涵是强调用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刊载了杨鹏先生题为《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的论文,认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源自于他与日本学者长期的学术互动与交流以及通过日本学者了解到的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对其思想的浸润。笔者不赞同这一说法,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源流实来自于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及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引。
王国维的西方哲学观受到日本哲学影响
王国维早年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所谓的东文就是日文。这是一家主要培养翻译人才的新式学校,教师主要是日本人,这是王国维了解西方近代文化的起点。对于这段学习经历,王国维回忆说: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1901年2月,王国维赴日本留学。从日本回国以后,他将西方哲学纳入自己的视野和范围,主要研究对象是康德、叔本华、尼采。不过,对于国学根底深厚的王国维来说,西方哲学只是一种宏观的、抽象的、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而将其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则是不合适的。不久,王国维即放弃西方哲学研究,转而从事中国文学、考古学领域的探索研究。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学术方法与学术成就进行分析总结,其中一条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文学批评著作。该文以叔本华哲学为指导,笔锋犀利,说理透彻,独具卓见,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陈寅恪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指的就是王国维通过日本学者的中介和影响而接触的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而这些学科对王国维的学术影响主要是在文学艺术领域,而非史学领域。
王国维、罗振玉寓居日本期间,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切磋中,受到影响和启发更多的是日本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开拓了国学的诸多新领域,对日本的汉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精通日语的王国维更是扮演了桥梁的角色。例如在戏曲方面,正是受王国维著《宋元戏曲考》的影响,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写成了《中国近世戏曲史》这部经典之作。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首先把甲骨文引入中国古史的研究,于 1915年撰写成《三代地理小记》。受其启发和影响,日本学者林泰辅、内藤湖南等人也相继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在敦煌学和简牍学方面,罗、王在京都合编《流沙坠简》此著完成的学术史意义就在于:它促进了后来中日两国敦煌学与简牍学的发展。正因如此,日本现代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江上波夫指出,后来日本甲骨学、经学研究的兴盛,产生了后学贝冢茂树、诸桥辙次这批成就卓著的学者,都不能不追溯到林泰辅与罗、王论学的时期。
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影响仅限于其学术生涯初期,主要是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等学科,尤其是在哲学领域。而王国维寓居日本期间,日本学者受其影响更为深远。
宋代金石学是二重证据法源流之一
王国维在《新学语之输入》中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於抽象而精於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於实践之方面,而於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由此可知,中西学术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西学长於抽象而精於分类,传统国学则注重具体的知识及实践,也就是讲究实证。从中也可看出,西学对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及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影响甚微。
金石学是近古学传入我国之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特别是文字铭刻及拓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方面。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所说: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然而在宋代之前,虽然也有人对金石文献进行研究,但并不成系统,还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到了宋代,金石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考史、证史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宋代学者在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清代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对于宋代的金石学成就,王国维比较推崇,他为此写下《宋代之金石学》一文,认为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於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
不过,宋代学者对金石文献偏重于文字释读、器物形制之研究,却忽略器物的时代,及由器物本身以推论古代文化、古代史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敦煌文献及汉晋木简的相继发现,中国考古学进入大发展时代。王国维认为,这是从未有过的发见时代。他将宋代金石学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开拓其领域,深化研究方法,不仅以金石,而且广泛利用甲骨、陶器、玺印、兵器、简牍、封泥、货币等从事经史的考证、古典文献的整理、古代文化的探究等。
1916年5月,王国维撰《〈毛公鼎考释〉序》,首次明确提出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的考证金石文字之法,这可视作其二重证据法学说之开端,推本溯源,它实则与宋代金石学一脉相承,是对传统金石学的拓展和升华。
乾嘉考据学是二重证据法源流之二
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乾嘉考据学派重视客观文献史料,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乾隆年间,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王国维的《国朝金文著录表序》就说:乾隆初,始命儒臣录内府藏器为《西清古鉴》,海内士夫,闻风承流,相与购求古器,搜集拓本。可以看出,清代金石学受乾嘉考据学的推动而勃然兴起,而且,清代金石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从质地来分,有金有石,又有砖瓦陶器等;从用途来看,有钟鼎彝器、钱币、玺印、兵器、玉器、镜鉴和封泥等。研究体例,已臻完善。有存目、录文、摹图、摹字等环节的材料整理,又有通过书跋方式从内容上进行经史、小学、义例等方面的阐发;既有专门研究,又有通论;既有地域之分,又有通纂总括。
乾嘉考据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为判断,在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对后世学者影响巨大。但王国维同时又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拓展了其研究范围。近代学者蒋汝藻在为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所作序文中,明确指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与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关系: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所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所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展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范文澜更是将王国维纳入乾嘉考据学派范围,他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
罗振玉学术指引是二重证据法源流之三
罗振玉是学识渊博的国学名家,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清宫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在其学术生涯中最为关键,罗振玉在学术上的引导、帮助、商讨,给王国维学术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罗振玉是我国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大家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汇辑可识可读的甲骨文五百余字,编纂成《殷虚书契考释》,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专著;其后,他又汇辑不可遽释的甲骨文共千余字,编为《殷虚书契待问编》,与前书互为表里。在罗振玉前期甲骨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他在该书序中明确交代: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日,所据者《铁云藏龟》及《殷虚书契前后编》诸书耳。王国维开创了用甲骨文字证史的先河,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错误,同时也证明了其所记殷代帝王世系大致可信,说明《史记》与史实基本相符,这其中不能忽略罗振玉对其研究的启发与助推作用。1908年,汉晋木简出土,罗振玉最早对其进行整理。他还刊印了已被欧洲人掠走的敦煌石室藏书中最精华的古本和佛经。
王国维早年治学,兴趣广泛,在随罗振玉流寓日本之前,他日夜寝馈于西洋哲学和宋元通俗文学的书籍;对于叔本华和歌德的著述以及宋元名家词曲,十分喜好,到日本后,在罗振玉的劝告和启牖下,始屏平日所学以治国学。关于王国维的这一转变,罗振玉在《〈观堂集林〉序》中也说: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罗振玉还将自己带往日本的数十万卷藏书、古器物铭识拓本、古彝器及其他古器物,让王国维借阅、观摩和研究。
1901年和190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尼雅和甘肃敦煌等地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调查,获得大批木简,他将释读任务委托给法国汉学家沙畹。沙畹对木简作了考释,写成《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汉文文书》,尚未出版即将手稿寄给当时寓居日本的罗振玉。罗振玉认识到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他与王国维对模糊不清的图版重新考释,最终成果为《流沙坠简》。
王国维随后在写给缪荃孙的书信中也说:岁首与蕴公(罗振玉)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王国维所说的东人,就是日本学者,可见当时的日本学者并没有认识到这批简牍的学术价值。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由此既可看出罗振玉对其帮助与影响,也从另一方面再次说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形成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互动无关。
此外,经罗振玉介绍,王国维结识了许多国内外一流学者,国外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国内学者如柯劭忞、缪荃孙、沈增植等,从中受益匪浅,这也对其古史研究帮助颇大。
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在罗振玉大力帮助和引导下,对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王国维通过日本学者接受到的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只是在其学术生涯初期,主攻西方哲学及中国文学批评时产生了影响。杨鹏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源流归结为日本学者对其传授的西学的影响,以及日本学者长期与其学术交流互动时的启发,明显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