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愚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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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深厚情感研究长征史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不仅谱写了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篇章，而且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和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长征及其所形成的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的宝贵财富。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不少地区和部门纷纷组织和开展了系列活动，异彩纷呈。在此背景下，学界对长征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如火如荼，涌现出一批成果。通过检索，截至2016年8月，出版有关长征的著作20余部、学术文章100余篇，这是学术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最好的礼物。毋庸讳言，某些成果着墨不够、质量不高，有待提高。
笔者以为，研究长征史，不仅需要学者广博的知识积累、丰富的社会阅历、充分的资料准备、独具一格的创新思维等学术素养，更离不开对广大红军将士的深情厚谊。这是学术研究不可忽视、不可缺少的因素。
前不久，笔者撰写的《红军在遵义地区的医疗救护述略》一文，在中央和省市相关部门举办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活动中获奖并在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在写作该文稿时，笔者倾注了以下三方面深厚情感：
一是对红军将士的景仰。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红军将士在极其艰苦、极为有限的医疗条件下接受治疗，比关公刮骨疗伤还要痛苦，再加上平时阅读过的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让我由衷敬佩伟大的红军将士。正如文稿所举实例：时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五师政委的钟赤兵、红二六军团第五师师长的贺炳炎、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的余秋里，作截肢手术时用的是木锯；贺龙将军在转战乌蒙山时，脚板上裂开的一寸多长的口子露出骨碴儿和渗血的嫩肉，每到休息时，他便自己在伤裂的脚板上抹油，再用火烧油脂，直烧得嫩肉发焦以便止血，后来油脂没有了，他就直接用火来烧脚板。
还有很多很多不知名的普通红军战士同病痛作斗争，他们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笔者由衷钦佩和景仰。作为后代的我，没有理由不写他们的英勇事迹，这是作为一个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是对遵义人民的敬意。遵义人民为救护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正如文中所列实例：红军战士邓银章在鲁班场战斗中负伤，当地百姓方吉成的母亲将其隐蔽在一个山洞里，每天送饭，保护养伤；在鲁班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周书山则被薛元丰救护；摔伤的红军宣传员钟碧扬则被安置在曾金魅家养伤，为防止敌人迫害，一农民又把他背到茅台镇，镇上的王如白、刘督之等请医生给他治伤，最终使钟碧扬逐渐康复生存下来。还有不少救护红军伤病员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而被反动派杀害的普通百姓，他们都值得我们铭记。
此外，赤水县开明人士、第七区区长刘纯武派人寻找山林中滞留的红军伤病员，把百余名红军伤病员先后接到自己家中医治；时任赤水县县长的陈廷刚严防任何人加害刘纯武收留的红军伤病员。如此事例在遵义相关文献中有不少记载，饱含了遵义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正是这些可敬可爱的遵义人民，让笔者觉得有义务写一写他们的先进事迹。
三是对红军医务人员的敬重。红军医务人员在长征途中所遇之危险和艰苦，某种意义上并不比在一线作战的将士们少，正如美国人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所说：长征中医疗队最为辛苦。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在遵义城南为当地百姓看病时，不幸被反动民团杀害，遵义百姓为他建造红军坟以示纪念。再比如长征时任红军中央纵队干部休养一连的医生俞翰西牺牲在贵州紫云、红军卫生部保健局长彭龙伯牺牲在四川宝兴。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事迹都让人肃然起敬。
红军医务人员的事迹正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的长征精神的真实体现。如果不写一写他们，不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他们的英雄事迹，笔者觉得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即便是用拙劣的文字，笔者也必须把对他们的敬重之情写出来。
通过《红军在遵义地区的医疗救护述略》的写作，笔者深深感受到情感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这种认识虽然源自一篇文稿写作时的真实感触，但它具有可贵的普遍意义。在笔者看来，不仅研究长征史需要强烈的热爱红军、热爱人民的情感，而且在所有革命史的学术研究中都应该饱含对革命者、对人民的深厚情感。有了这种情感，学术研究就有了充足的动力，就有了在写作中克服困难的勇气、意志和毅力，就不愁写不出高水平的文章。相反，如果没有了这种情感，学术研究就容易失去源源不竭的力量，在写文章时就容易无病和敷衍了事，就会使研究裹足不前或半途而废。
因此，笔者以为，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和发挥情感的积极作用，让深厚情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作者胡安徽，系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