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刘春桃手术后癌症复发，引起一连串并发症。治疗过程中，张建伟为了减少患者的心脏负荷、缓解呼吸困难，先后用了3支盐酸注射液。最终，刘春桃还是不治身亡。
张建伟认为患者死亡是病情恶化所致，但刘春桃的儿子雷达认定，是这3支让母亲出现严重呼吸困难，导致呼吸衰竭，他将陆军总医院告上了法庭。
在全国肿瘤科医生的讨论圈内，这次诉讼引起不小的震动。河南许昌肿瘤医院医生王鹏远主动找到记者，表示对他这样的肿瘤科医生来说，就像厨师的菜刀炒勺一样常用。
王鹏远认为，在本案中，使�*************************挥形侍猓换岬贾禄颊咚劳觥Ｋ筒簧偻兄岸济挥邢氲剑褂没褂蟹煞缦铡Ｕ飧霭讣砍鱿值囊坏憬梗蓟崃⒙肀蛔⒌揭缴奈⑿湃海破鹑攘姨致壑椎孟翊笙笠谎状锏笔弊芫醯糜惺裁床欢浴Ｔ谒∠笾校嵌酒罚淙豢梢灾雇矗赡盖酌挥刑嗵弁吹母芯酰詈笫腔罨畋锼赖摹�
咨询了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律师后，雷达得知，张建伟医生使用的可以缓解呼吸困难的，说明书的不良反应一栏写有呼吸抑制。想到病历上写的死亡原因是循环呼吸衰竭，雷达气不过。
原告律师第一次见到张建伟，就问他：用了吗?并追问，患者是不是出现呼吸困难?张建伟回忆，得到了两个肯定的答复后，那位律师呵呵了一声，我当时觉得，他认为赢定了。
癌痛会导致患者呼吸急促，可以减少气体交换，降低耗氧量，缓解呼吸困难。接受中国青年报而且有镇痛和镇静作用，可以减轻患者痛苦
如今，使用缓解呼吸困难，已经被写入多本国际、国内权威的临床医学操作手册和教科书。超说明书用药也已经是大部分医院肿瘤科沿用多年的做法。
张建伟目前正在治疗的患者中，有一位结肠癌多发转移患者一天之内用了80支，已经远远超出说明书规定的中毒剂量。
和癌症患者打了20多年交道，张建伟已经数不清楚，自己看见过多少种疼痛。
他回忆，如果出现呼吸困难，患者离世前已经很难将空气吸入肺部，胸口看不出起伏。但出于本能，患者还是会重复把嘴巴尽力张开、合上，就像岸上的鱼，直到呼吸、心率降到0，心电图最终成为一条直线。
张建伟说，看到亲人承受这样的痛苦，当医生告知使用的问题时，家属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表示：让他少遭点罪就行。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刘端祺介绍，具备一些医学知识、但非肿瘤科专业的人士，对缓解呼吸困难的作用不太了解，会产生一些误会。针对普通人担心的成瘾问题，刘端祺解释，只要控制剂量和使用频率，加上患者本身有癌痛这种适应症，不会产生上瘾问题。
在本案中，张建伟一共给原告雷达的母亲使用了3支盐酸注射液，患者死亡时间在注射第3支后的5个多小时。通常来说，已经代谢掉一半，患者全程没有出现不良反应。张建伟认为患者最终离世是因为病情迅速恶化，的一审判决支持了他的说法。
超说明书用药，需要与患者本人或家属沟通
尽管是学医出身，大学毕业之际，张建伟也认真考虑过做律师。这次作为被告，张建伟半是打趣、半是认真地想：如果败诉，就好好弄一弄司法考试，到时候也出来给病人打官司。
假设自己是原告的辩护律师，张建伟说首选策略当然是从医学专业找出诊断中的硬伤。为了尽职，也会去挑医疗手续上的错误。作为从业者，他知道，要找毛病根本不难。就像自己平时用，数量一多，也不会每一针都在病历上记下来。
为了监督医生严格遵守处方和病历的使用规范，陆军总医院有专门的病历质检制度，医院各个科室大概每个月被罚1000元左右。
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只要和患者充分沟通，患者和家属都会表示理解，将治疗事宜全权交给医生。即使没有书面同意，也不会引发。
张建伟说，自己使用前肯定和家属沟通过。但是本案中的患者儿子、**************************************************都声称，医生没有交代。
在陆军总医院，门诊给病人开类药物时，必须取得医生的红处方与知情同意书。但是在肿瘤科，医生使用时，没有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规定。
按照中国药学会2015年发布的《超说明书用药专家共识》，超说明书用药的情况，需要与患者本人或家属沟通。
上海长征医院肿瘤科主治医师周文丽介绍，癌症终末期患者用药后死亡，原因是用药还是病情恶化，有时很难区分。所以对部分危重患者，就算使用一些相对常规的药物，她也会充分告知，签知情同意书。
本案中，从入院的授权委托书，到之后化疗的知情同意书，上面都没有患者本人签字。在行业内部的研讨会中，刘端祺也认为这是被告方存在的瑕疵。尽管在记者获得的照片中，化疗知情同意书签字栏写的是患者**************************************************的名字，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习惯这么做你也是医生，我也不多说了。主治医生说。张建伟没多问：我明白，那咱们就签字吧。他心里清楚，风险是医生和患者共担，出现什么局面都要接受。
河南许昌肿瘤医院的王鹏远医生，特别重视和病人家属的沟通。作为地市级医院的肿瘤科医生，他要和大量晚期癌症病患家庭打交道眼里有病人，心里有家属。病人和家属是一个个完整的名字，而不是病房床脚那一串序号。
每次查房，王鹏远都会和患者、家属聊一聊，有时候他们找过来，还没开口，他心里已经大概有数。
在沈阳盛京医院康复中心宁养病房，病人及家属入院前，都会签署协定，承诺配合治疗。在康复中心主任王玉梅的经验里，实际情况永远不能预设。
她收治过一个6岁的小女孩。家长过来签协议时，说好配合医生的处置，可孩子一旦出现不好的情况，父母都会失控。
有一个患者呼吸困难，家属坚持要插管。沟通无效，医生遵循家属的意见尝试，管子把患者的牙都崩掉了，家属依然坚持。当时已经是半夜了，王玉梅只能安排耳鼻喉科医生过来把气管切开，然后插管。直到手术临近，家属才忽然意识到，把亲人弄成这个样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
那个6岁小女孩刚入院时，医护人员谁也不敢进她的病房。因为看到浑身插满管子的孩子，他们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在重症ICU病房时，小女孩的手总是被捆绑起来阿姨，我觉得你的脸好可怕。那一刻，王玉梅觉得特别心痛。
慢慢地，小女孩不再那么抵触和王玉梅接触了。有一天她说：阿姨，你答应不要捆我，好不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小女孩又特别认真地补了一句，永远。
最后一次抢救她时，尽管知道无法挽回，在场的护士还是紧紧拽着医生袍子的一角，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
张建伟回忆，作为主治医师，自己在1998年也卷入过一起医疗案。张建伟说了一句对病人的死亡表示遗憾，这句话被原告写到诉状里。有人提醒他，不要说这样的话，免得给对方说辞。
他直到今天都没觉得自己说错了话：病人死亡本来就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在张建伟22年的从医生涯中，像刘春桃这样病情迅速加剧恶化的案例，其实不算常见。在过去长达17个月的诉讼中，想到一个生命在眼前消失，他依然像当年一样觉得遗憾。
